一、战神的思考
在浙南，粟裕有了新的想法。
早先建设浙西南根据地时，粟裕沿用的是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也就是把大小地主财产全部没收，分给群众，建设公开的红色根据地。
然而，在浙西南的发展经验表明，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浙江，中央苏区的模式恐怕不能照搬。
最大的问题是“公开”二字。
公开根据地最大的缺点是容易导致敌人目标明确的围剿，并且由于目标明显，一旦遭受围剿，又很难经得住敌人的反复冲击——别的不说，直到现在，浙西南根据地面临的几十个团的围剿都还没结束。
在浙江这种反动派遍地的地区，旗帜鲜明的红色根据地实在是太扎眼了，敌人的围剿来得太快，围剿规模太大，根据地来不及发展，敌人就已经杀到门口。
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根据地的发展，在强敌环伺的浙江生存下去？
苦苦思索之后，粟裕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在根据地建设时，要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具体操作是：
一方面坚持老办法，在合适地区建立公开的红色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
但是另一方面，要结合隐蔽的群众工作，发展出新的“秘密”、“半秘密”的根据地。
所谓“秘密”、“半秘密”的根据地，其实是粟裕根据自身打游击经验延伸出的一个想法。
游击队虽然机动性强，来去如风，但是需要经常回到根据地进行补给才能持续战斗，公开的根据地方便补给，但也是敌人重点围剿的目标，在大规模围剿时期补给会非常困难。
粟裕的思路，就是要在这些大块公开的根据地外围，再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者更小的“游击据点”，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秘密根据地随着时间过去迟早会慢慢公开，所以是“秘密”、“半秘密”的根据地。
更进一步的，粟裕认为在敌我交战频繁的边界地区，还要建立一些“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些地方表面上仍由国民党控制，但是实际上和红军关系密切，甚至暗中导向红军，成为更加隐秘的游击据点。
这些“游击根据地”、“游击据点”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着实不少。
在艰苦的反围剿时期，一个保密良好的秘密根据地不仅可以给游击队提供充足的补给，还能成为游击队关键的歇脚点，甚至能为伤员提供至关重要的隐蔽。
举例来说，浙西南时期，粟裕曾在门阵、银坑一带短暂停留，秘密发展了20多名党员，在蒋介石的大规模围剿开始后，由于该地区远离浙西南主要根据地，加上党员身份隐蔽，敌人基本上都没去那一片围剿，该地不仅在艰难的反围剿时期提供了宝贵的歇脚点，甚至还帮红军隐藏伤员达数月之久。
后来，粟裕在浙南明确了根据地发展新思路之后，进一步决定将门阵、银坑地区作为秘密根据地继续发展，在该地秘密建立了党组织、发展经济，但并没有换掉原来的保长、甲长。国军始终不知道该地区实际情况，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门阵地区被称作“小上海”，成为红军重要的军需补给基地。
事实证明，粟裕结合自身经验思考得出的办法非常有用，通过公开、秘密两种根据地结合发展的方式，浙南、浙西南的红军发展速度成几何倍数提高，在未来更加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中，粟裕发明的秘密根据地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成为红军在浙江坚持下去的关键所在。
二、政策
尽管秘密根据地的作用巨大，但建立秘密根据地这件事情本身却一点也不简单。
粟裕建立秘密根据地的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改成了“征收”。
别看就差一个字，差别可大了去了。
政策要如何改，粟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结合当年日军侵略越来越严重的历史背景，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把“没收委员会”改成了“征发委员会”，对地主征收“抗日捐”。
这抗日捐具体是怎么收的？
其实，红军所到之处，地主通常会忙不迭闷头跑路，大部分财产带不走，都是任由红军处置。
按以前，正好就直接没收了，而粟裕的政策却是不没收财产，只是在地主家里吃住，走的时候，给地主留个纸条。
纸条的内容大体是：根据你家财产，应该交抗日捐若干，这次在你家里吃了用了一些，扣除之后还应交多少，请你主动送到指定地点。
地主回家一看，本以为早就丢失的财产竟然安然无恙，于是，这些地主觉得红军是讲道理的，家里一合计，通常就把钱乖乖送到指定地点了。
当然，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也有，比如汤溪周村一个地主，通知让他送500元抗日捐来，他坚决不交，还经常跟别人笑着说：“惩办我？谅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
对付这种地主，粟裕自然有别的办法。
红军早已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很容易地就摸清楚了这个地主的行踪，有一天，这个地主刚一出门，几个红军侦察兵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这个地主吓得六魂无主，但是粟裕其实并没有把他怎么样，只是给他强调了一下红军政策，顺便催他交款，就把他放了。
尽管粟裕并没有为难这个地主，但他回去后，不仅立刻乖乖交钱，还直接变成了红军的宣传员，到处和人讲“红军真是厉害呀”。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十里八乡的地主纷纷主动认捐交钱，一下解决了一大片资金。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啥绕这么大个圈子？直接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更爽快吗？这多费劲啊？
这就是核心所在了，红军原本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是无法建立“秘密”根据地的。
问题显而易见，打了土豪，地主都跑路或者清算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根据地怎么可能保密，秘密从何谈起？
因此，想要建立秘密根据地，就必须改变红军“打土豪”的政策，粟裕这个“抗日捐”的办法，既筹集了必要的资金，发展了当地的群众关系，又没有把和当地各个阶级的关系搞僵，在大家心照不宣之下，红军在当地的行动就能得到保密。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交了钱的地主也会保密？不会去告密吗？
如果这么问，那就是对当年的国军太不了解了。
国军可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爷，而且恰恰相反，地主要是去告诉国军自己交了“抗日捐”，大概率要被扣个“通匪”的帽子，再被国军狠狠敲诈一笔，哪个地主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所以，秘密根据地能够顺利建设，主要还是托了国军的福。要不是国军管理水平这么有口皆碑，粟裕再聪明，也没办法在国军眼皮子底下秘密染红这么大片的根据地。
在秘密根据地，最重要的仍然是发展群众，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
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
此外，粟裕尤其注意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通过革命和抗日宣传，红军团结当地大量知识分子，经常通过他们收集报纸和进步书刊，成为红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
而除了秘密根据地外，粟裕还进一步利用国军的管理口碑，开发出根据地的另一种可能：白皮红心。
白皮红心根据地通常建立在敌我频繁争夺的边缘地带，尤其是敌人占据绝对优势的一些地区，对于这些地方，粟裕的动作更加隐蔽，基本上不会惊动民众，主要对保长、甲长下手。
有些地方，争取让保长、甲长秘密替红军做事，条件更好的地区，就直接把秘密党员送进去当保长、甲长。
能够做到这一点，仍然是因为国军和群众关系太差。
国军搞不清楚每个地方的情况，保长、甲长偷偷帮红军做事并不难，而红军却可以根据群众的情报，分清各地保长、甲长的好坏，对于其中那些经常作恶的予以惩办，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建设。
例如，金华地区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不少的保长、甲长替红军办事，他们或多或少都了解红军的一些情报，但是并不向国军汇报，因为报了案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可能被上司责骂，如果引来了“进剿”，还要被军队敲诈勒索，所以大家一律缄口不言。
结果，金华地区一度成为了红军相当重要的后勤基地。
那么，费了这么大劲，粟裕建立出来的新根据地到底有没有用呢？
哪只是有用，粟裕的这些思想简直是救了挺进师的命。
正是由于粟裕不断优化改进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实践，仅仅不到1年时间里，不仅建立且巩固了浙南根据地，而且还建立了一部分浙东游击根据地，收复了一部分浙西南根据地（均用秘密根据地方式进行建设），其中，浙南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工、农、青、妇、儿”十项全能，搞得红红火火。
在新思想的指导下，粟裕的游击战变成了下面这种画面：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这里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大家可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
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做稍长时间的休整。
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1936年底，挺进师已经从围剿的阴影中走出，再次从几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不仅有了像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既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以集中打击敌人。
又一次，粟裕在浙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局面。
三、分歧
就在粟裕如火如荼地建设根据地时，挺进师内部却有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
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不同意粟裕这些“创新”。
对于粟裕的新政策和新办法，刘英并没有具体说出哪里有问题，但是他却认为，搞这些“新”东西，就是在否定之前浙西南根据地的“旧”办法，说这是否定浙西南根据地的工作，因此坚决反对。
对于这样的质疑，务实的粟裕确实没啥好办法可以解释，这个时候，他的新思想已经证实有效，不可能放弃，粟裕只能默默地自己继续干了下去。
刘、粟间的裂痕由此出现。
1936年3月，在几个月的围剿后，随着浙西南国军主力开始退回城市和交通干线，刘、粟两人的意见再次出现分歧。
刘英看到国军主力撤走后，认定围剿已经结束，要求粟裕立刻带部队回浙西南；而粟裕认为，主力撤走并不代表围剿结束，不能贸然返回浙西南，应该进一步了解敌情后再确定行动方针。
经过一番争论，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刘英以省委名义直接下令，要求挺进师立刻返回浙西南，并任命许信焜为挺进师政委，意在监督粟裕执行命令。
粟裕带着挺进师前进到浙西南周边打探，了解到情况仍相当严重：浙西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残留的少数基层干部与部队已经化整为零各自隐蔽。而白军堡垒工事布得像围棋子一样，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仍在继续围剿，国军主力虽然退回城市，仍时刻在旁虎视眈眈。
这种形势下，挺进师如返回浙西南，就是主动钻进国军包围圈，国军简直是求之不得。
尽管情况如此严峻，许信焜却仍然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命令进入浙西南，粟裕坚决不同意。
最后，粟裕找机会对国军进行了几次偷袭后，就带着主力毅然掉头离开。
这件事情之后，刘英、粟裕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两人的分歧也在临时省委及部队领导层传扬开了。
四、爆发
最终，在处理与闽东叶飞部队关系的问题时，刘、粟二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由于浙江、福建两地紧紧相连，闽东叶飞率领的独立师，一直是挺进师的重要伙伴。
在浙西南根据地遭遇全面围剿时，挺进师转移到闽东地区与叶飞汇合，叶飞看挺进师一时间无处可去，主动把鼎平根据地和鼎平独立团连人带地划给了挺进师，给当时仅剩几百人的挺进师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补充和喘息。
也正是在这次汇合中，挺进师、独立师联合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
成立临时省委的本意，是希望能够让福建、浙江两地的红军在战略战术上形成配合，然而成立之后，实际的效果并不好。
首先，双方的战略意图区别很大。
最大的分歧，在于叶飞独立师的使用，刘英认为独立师首要目标是帮助恢复浙西南根据地，而叶飞认为，独立师的首要目标是坚持闽东斗争。
由于粟裕、叶飞经常在外作战，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刘英同志主持。刘英同志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这些做法不断引起闽东红军的疑虑和反感。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当时双方都和中央失去联系，并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结果受肃反扩大化影响，互相都有抓错人、杀错人等误会，双方都有气，产生了更多的矛盾。
按理说，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矛盾、协调关系，然而，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却打算用另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他想“统”掉闽东。
而刘英认为，“统”掉闽东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要先对付叶飞。
刘英几次提出，要叶飞前来临时省委工作，还给叶飞的独立师指派了一个新政委。
对刘英的动作，粟裕都持反对意见，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粟裕认为叶飞是带领闽东的最佳人选，而刘英指派的新政委，粟裕也认为并不合适。
刘英当然并不采纳粟裕的意见，不过，叶飞也没听刘英的，几次让他去省委，叶飞都当没听见。
对刘英的一系列动作，粟裕觉得很为难，但是“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
带着这些问题，粟裕在一次游击路上偶然遇见闽北政治部主任，粟裕心想，闽北游击区的黄道同志德高望重，这些问题他来协调可能好解决一些，于是粟裕写了一封信给黄道，希望黄道帮忙协调浙南、闽东、闽北三个游击区的协同问题。
粟裕怎么也想不到，这封信居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原来，刘英也给黄道写过信，但不知出于什么思想，他对粟裕给黄道写信这件事情表示出极度不满，根据粟裕的回忆，这种不满甚至到了“引起恐慌”的程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封信最终导致刘英和粟裕关系彻底破裂。
从此之后，刘英不止打算对付叶飞，矛头同时还对准了粟裕。
五、斗争
1936年3月，刘英给叶飞写信，任命他为省委组织部长，要求刘英速来省委上任。
要知道，组织部长原本是粟裕的职务，然而，粟裕本人却对此并不知情。
对于擅长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斗争的刘英来说，这招看起来像是一招妙棋：又能勾引刘英来省委把他废掉，又能搞掉粟裕的位置，真可谓一箭双雕。
可惜，刘英的计划并不成功——叶飞跟往常一样，压根就没理他。
一计不成，刘英又施一计。
1936年秋，活动于浙南庆元县境的粟裕，接到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的一封来信，打开一看，粟裕大吃一惊：
你要借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
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命令执行的任务，都将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
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可能是知道粟裕不会那么容易听令，刘英不仅派人来送信，还派来一支武装部队监督粟裕执行。
这下子，粟裕难办了。
执行命令，就是把闽东的同志往外推，会严重破坏挺进师、独立师之间的团结。
更何况，在粟裕眼中，叶飞本人似乎并没有犯什么错误。
但是不执行命令，身后就是刘英的监督队，难道真的要公然抗命？
无奈之下，粟裕只好与叶飞约定在庆元南阳村见面，出于对粟裕的信任，叶飞欣然同意。
在路上，粟裕的大脑高速运转。
等叶飞带着一个连进入南阳村，粟裕一声令下，挺进师举枪对准叶飞，叶飞大吃一惊，只能束手就擒，随行的一个连大部被缴械。
不过，叶飞并没有真的被带回省委。
就在押送叶飞的路上，挺进师“突遭国军袭击”，粟裕所部“迅速后撤”，独立师被俘的人纷纷逃脱，叶飞本人虽然腿上挨了一枪，但也成功逃走。
在粟裕本人的回忆录里，这段经历是这么写的：
“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对于“被伏击”这种事情表示十分高兴的。
不过，没能押送叶飞回去，粟裕本人就惨了。
眼看粟裕未能解押叶飞回来，刘英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指斥叶飞、黄道反对刘英，分裂省委，宣布开除叶飞党籍。
由于叶飞、黄道均不在会上，刘英在会上主要对粟裕进行攻击，说粟裕参与反对刘英、分裂省委。将转战浙闽边境、致信黄道、放掉叶飞这些事情全部说成粟裕“分裂省委”的具体行为。
此前，粟裕所提到的建设根据地的新思想，以及粟裕不愿意回浙西南送死的事情也都被刘英拿出来当炮弹，说粟裕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
会后，刘英剥夺了粟裕的人身自由，派一个班将他看押起来。
被关押后，粟裕十分沮丧，他完全没预料到刘英对他进行的一系列攻击。
然而，在狱中冷静下来之后，粟裕开始担心，此刻敌情仍然十分严重，浙江、福建地区的红军又已经分裂，浙江红军内部，决不能再分裂了。
为了大局着想，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粟裕最终违心地坐了“检讨”。
粟裕检讨之后，刘英勉强放过粟裕，让粟裕获释出狱。
从此，不仅浙江、福建两地的红军不再合作，粟裕和刘英两人也分开行动。刘英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粟裕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两人在总的方面仍能配合，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
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
每当必须会合时，粟裕、刘英两人各自带着武装，双方不住在一个房子里。1937年2—10月间，由于敌情严重，双方完全失去联系。
原本就非常弱小的闽浙红军，不仅没能成功联合，反而经历了更加严重的分裂。不仅是闽、浙之间分裂，原本就极其弱小的挺进师，此后无奈地分成了两个更小的两支。
粟裕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在绝境中找到微弱的一线生机，然而，现实却又一次次地走向他无法控制的方向。
走出了莫名的监狱后，粟裕迎来的，又是下一次的天崩开局。
更加严重的是，粟裕此时还不知道，国军下一次铺天盖地的围剿，其实已近在眼前。
这一次，粟裕还能坚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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