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虽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各项工作亦异常繁忙，然而，党和人民始终以各种形式，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
隆重的纪念大会
在延安那段光辉岁月里，党和政府多次举办盛大集会，以崇高的敬意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些庄重的纪念活动中，党政领导纷纷亲临现场并发表重要讲话。与会者人数众多，少则数百，多则数千，共同倾诉着党和延安人民对孙中山先生深沉的怀念之情，并郑重承诺将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1938年3月12日，延安隆重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的大会。此次会议的场地选在清凉山脚下的露天广场，来自机关、学校、部队等各界的数千名代表齐聚一堂。广场周边的树木上，挂满了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缅怀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等字样。整个会场的气氛显得庄重而肃穆。
1938年3月12日，延安隆重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盛典，并同期举办了追悼抗日阵亡将士的大会。
毛泽东莅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孙中山的卓越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其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对三民主义不仅持续发展，从未放弃；对于统一战线，他不仅坚持，更有所创新；尽管历经重重磨难，但他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勇，坚持不懈。这三者构成了他留给中国人民最为核心、最为本质、最为伟大的遗产，我们理应继承并大力弘扬这一宝贵遗产。他还表示，我们深切哀悼抗日阵亡的将士，并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勇事迹。为了抵御侵略、捍卫民族尊严和人类正义，我们选择的是战争与牺牲的道路。
“暴风雨终将散去，阳光终将普照，我们当将照耀后人的火焰燃得更旺，直至曙光初现的清晨！”
1938年3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英烈的盛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激昂的演说词。
一是唤起民众，二是联合那些愿与我民族平等交往的世界各国。孙中山深刻认识到民众力量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民众的支持，是无法战胜帝国主义的。如今，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各国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追求中国自由平等的目标上，本质上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应当遵循孙中山的教导，紧密团结，实现长期合作。在大会上，还有李富春、高自立、莫文骅、罗瑞卿等各方负责人出席。鲁艺音乐系以及刚刚抵达延安的军委政治部演剧队第三队，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歌曲表演。延安将马克思与孙中山一同纪念，足以看出对孙中山先生的高度尊崇。
1944年3月12日，延安城内，各界人士千余人汇聚一堂，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的盛大集会。遵照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议，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重要演讲。在谈及宪政时，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我国当前的宪政建设，应当秉承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至于团结问题，他强调，国共两党必须携手合作，方能共同实现驱逐日本侵略者的伟大目标。4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师级单位、各区党委发布通知，明确提出，3月12日在延安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大会以及周恩来的演讲，应成为本阶段我党在国内问题宣传工作的指导基准。
此外，1939年、1942年、1943年、1944年的“双十节”，延安都举行大会，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前三年的纪念大会，都由朱德代表党中央出席并讲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广泛发动群众，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1944年10月1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庆祝“双十节”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国记者及延安各界代表近百人。大家重温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及总理遗嘱，呼吁军民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著文纪念
在延安时期，报刊上频繁刊登纪念孙中山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方面，深入阐释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思想及其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着重呼吁团结一心，坚持不懈地推进抗战，致力于边区的建设与发展。这些纪念性的文章，既有综合论述，也有专题探讨。
资产阶级革命的明确标志，始于孙中山。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实现革命成功，必须“唤起民众”，这是根本之道。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1924年所倡导的三民主义革命在本质上基本一致。新的三民主义，即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脱离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便不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这为新旧三民主义以及真假三民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分。此外，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和《论联合政府》（1945年）等文中，毛泽东多次论述孙中山的重要思想，并结合现实进行了深刻阐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众多文章中赞誉和阐述孙中山的思想及其遗训，这是对孙中山最崇高的、最重要的纪念。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引导延安人民践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努力将边区建设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题词）。
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报告，谈及党的宣传方针时强调：我们应当真心实意地支持并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深入研究三民主义，挖掘其积极的内涵，推动其在抗战与建国进程中实现更深入的进步。我们需以三民主义为武器，与一切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思潮进行斗争，揭露和打击对三民主义的错误解读。同时，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深厚友谊，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实现的得力助手。
193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延安《新中华报》发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8000余言的长篇论文。文章指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我们明确宣示是共产主义的信徒，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是毫不含糊的。但同时，我们又拥护三民主义，两者是不矛盾的。有人想把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理论，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混同起来，甚至要证明只有三民主义适合中国，妄图以三民主义来融化和消灭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都是非科学的、反革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承认三民主义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民族解放与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文章还指出：孙中山是同情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马克思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列宁是圣人；孙中山是赞成国共合作的，他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了国民党，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是同情社会主义的。总之，我们所坚持和拥护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所反对的是一些人企图修正三民主义，用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该文首次提出“孙中山主义”这个概念，但后来没有广泛流行开来（只在1943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通知”中用过一次，见后）。这里应该指出，《新中华报》是一张四开张的小型党中央机关报，能够安排较多版面发表这篇长文，可见党对这篇论述孙中山思想文章的高度重视。
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针对国民党近期发动的破坏抗战的行径，发表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社论中提到，自1924年至1927年，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吸纳了共产党人，从而构建起了国共合作的民族联盟。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革新，使之成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载明的革命三民主义，这一变革激起了帝国主义的愤慨与抵制。当前，正值抗战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亟需携手团结，共同遏制内战的蔓延。9月18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国民党与民族主义》的社论，其中呼吁国民党内秉持孙中山理念的忠实信徒、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应与民众站在一起，共同为民族大业献力。同时，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背离孙中山先生理念的言行。
1941年夏季，延安设立了中央研究院，旨在汇聚一批理论专家，致力于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院内特别设立了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由艾思奇担任主任，负责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人物及其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孙中山思想的探究，延安于1940年2月15日出版的理论刊物《中国文化》创刊号中，发表了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何思敬撰写的专论——《论孙中山思想的研究问题》。该文全面评析了孙中山的思想及其在延安的研究现状。何思敬还就如何更深入地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经笔者粗略估算，延安时期的报刊共计刊登了10篇专门纪念孙中山的专论，此外，还有50余篇作品融入了对孙中山的缅怀以及对孙中山思想的阐述。这些内容对于传播与传承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文件纪念
在延安时期，党陆续制定并发布了众多宣言、决定、指示及通知等官方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不乏对孙中山思想进行引述、阐释或进一步发挥的内容。这些举措对于揭露敌人对孙中山的背叛与篡改，以及捍卫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本质上属于三民主义的范畴。中共愿意与国民党携手，在统一战线和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共同实践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份《宣言》，是我们发现的延安时期第一个党的重要文件，其中涉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表达了党为其实现不懈奋斗的决心。此后，1942年、1943年的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五周年、六周年宣言，都强调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构建战后中国社会的新秩序。当前，改善内政、改良政治，激发人民更广泛地投身抗战，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实现这些目标，唯一的途径便是切实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出的许多决定中，都含有纪念孙中山的内容。1939年8月25日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观点。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中指出：国民党违反实行三民主义的诺言；我们向全国声明，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都执行“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的诺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10月6日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它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是因为这是党史上中央关于辛亥革命纪念作出的唯一一个“决定”。同时，它也是对于孙中山的纪念：
“今年十月十日，正值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之际，全国上下应共同举办热烈的庆祝与纪念活动。各地共产党员需向民众进行广泛宣传，确保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深刻认识到，十月十日这一天，不仅是中华民国诞生的日子，也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我们共产党人以及全国所有真挚的革命者，均是辛亥革命最坚定的继承者。对于辛亥革命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我们共产党人立誓与全国所有真诚的革命志士及广大人民携手并进，继续奋勇拼搏，直至目标实现，绝不半途而废。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其在全中国范围内得到全面而彻底的实现。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其英勇无畏的战友们，以及三十年来为民族解放和民权自由不懈奋斗的爱国志士和人民，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致以最深切的缅怀。”
“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永世长存！”、“辛亥革命千秋万代！”
当前的核心任务，便是全面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与之相契合的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5月17日，《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进行宣传鼓动时，应着力展现革命言行的一致性，以及真正的三民主义精神，以抵御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那些言行不一的假三民主义，并以真实的姿态捍卫三民主义，对抗那些顽固坚持错误的三民主义者。1940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关于在新地区发表布告或宣言传单内容的指示》强调，内容必须涵盖：一、践行总理遗嘱，唤醒民众共同抗日；二、践行民族主义；三、践行民权主义；四、践行民生主义。1941年5月7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要求：在对抗国民党思想政治领域的反动宣传时，应运用真正的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来对抗其修正版的三民主义，并运用三大政策来破解其反动政策。
党中央还在一些“公函”、“致电”和“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中，表达对孙中山的纪念。1941年2月15日的《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中，提出“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的建议。这7位参政员包括毛泽东、陈绍禹等。1939年1月25日的《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提出：共产党愿与国民党一起，为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不能把共产党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那样是不符合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在《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1939年4月26日）中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在这一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一个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是否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主要看其行动，而不听其言辞。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对于这种假三民主义的人，深恶痛绝。共产党人应成为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3年9月18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则关于开展阶级教育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在思想领域，必须严格区分蒋介石主义与孙中山主义，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坚决维护孙中山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立场。鉴于此，1944年2月，内部精选出版了《孙中山蒋介石选集》（收录了孙、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以便大众能够对比分析两者的差异，并坚定地秉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精神。
其他形式的纪念
在延安时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不仅扎实且持续不懈，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了已有的纪念方式，还包括以下多种形式。
陕北公学，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是一所承载着统一战线精神的学府。众多知识青年纷纷涌入延安，其中许多人都选择了陕公深造，该校因此培育了数千名革命骨干。毛泽东曾九次亲临该校视察并发表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的课程设置不仅包括马列主义基础、革命常识、军事训练、俄语和速记等，还特别开设了《总理遗嘱》和《三民主义》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设立与讲授，即便在国统区的学校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充分表明，延安对孙中山的缅怀是深入骨髓的，其精神已经融入了学校的教学体系之中。
鲁迅艺术学院，坐落延安，是一所汇聚英才、学科完备的高等艺术学府。该校美术系所创作的美术作品之中，不乏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鲁艺美术工场场长钟敬之曾向笔者透露，彼时创作人物画像的政治色彩浓厚，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须经过学院政治处及中央宣传部的严格审查。这些画像不仅供应延安的机关、学校和部队使用，亦或被刊登在报刊之上，用以缅怀这位中国革命的前驱者。1939年4月1日发行的延安《前线画报》第9期中刊载的孙中山画像，便是由鲁艺美术家们精心创作的。此外，鲁艺还主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草叶》以及诗歌刊物《路》，在两刊上发表了诸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散文和诗歌。
由丁玲担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8月，在延安踏上征程前，特别邀请了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凯丰同志深入阐述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与政治理想，并强调西战团在西北战地服务期间，应积极向群众普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广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
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为便于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研究问题，在一楼东北角设立了“书报资料室”。该资料室于1939年更名为中山图书馆。1940年2月，馆长林伯渠主持馆务会议，增聘乔木、王林担任理事，并推选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王林、乔木担任常务理事。乔木担任馆主任。随后，延安市正式成立中山图书馆，中央办公厅的资料室方才恢复原名。中山图书馆这一名称，显然蕴含着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之情。
毛泽东于1940年所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办首届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精彩长篇报告。会场内高悬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与会代表在发言中纷纷提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大会宣言中特别强调了保护孙中山先生遗著的重要性，以确保其免受战火侵袭。同时，宣言亦明确指出，要坚决抵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曲解和歪曲行为。
黄埔军校，始建于1924年，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并亲任校长，确立了“精诚团结”的校训。这所学府为北伐战争输送了众多军政精英，其中许多人日后亦成为了我党的高级军事指挥者。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延续黄埔军校的荣耀传统，并推动国共两党的团结，1941年10月4日，在延安正式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分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包括徐向前、吴奚如、郭化若、李逸民等百余名同仁，朱德将军亦亲临会场并发表讲话。他指出，黄埔军校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贡献之一，在革命军队的建立与发展上有着显著贡献和光辉的历史。我们应传承和弘扬其精神，深入研究军事战术，直至抗战胜利。大会选出徐向前、肖克、林彪、左权、罗瑞卿等15位同志担任延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理事，同时通过了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章程，并向蒋介石发去了贺电。
总的来说，延安时期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既庄严隆重、绵延不绝，亦坚实丰富、形式多样，深刻展现了党和人民对革命先驱孙中山思想的传承信念以及对其深沉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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